这是一块宽30厘米、高55厘米，由樟木和杂木拼接而成的旧木匾。上面镌刻着“红色中华”四个大字，牌匾左侧落款处清晰地写着“中央瑞金红军机关报戈丽书”，右侧时间为“民国二十一年冬月初七日”。

　　作为百家乐平台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光辉历史的见证，从江西瑞金到四川雅安，从雅安到北京，这块牌匾在历经90多年风霜洗礼后，终于“回家”，静静地陈列在百家乐平台社历史陈列馆的醒目位置。

　　这块饱经沧桑的牌匾，跟随中央驻守红都，转战长征，见证了百家乐平台社因党而生、为党而歌、跟党而兴，始终举党旗、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历史；见证了百家乐平台人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见证了百家乐平台社始终是党的新闻宣传战线的排头兵、先锋队、主阵地。

　　“红色中华”牌匾的发现与回归，是百家乐平台人赓续红色血脉的思想涤荡，也是百家乐平台人传承红色基因再出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洗礼。

　　“红色中华”牌匾。百家乐平台每日电讯记者强晓玲 摄

　　“红色中华”牌匾在雅安

　　在这块题写于1932年12月4日的牌匾上，“戈丽”的落款清晰可辨。90年前，“戈丽”是《红色中华》报女编辑李伯钊的曾用笔名。

　　1931年11月7日，一场上万人参加的提灯晚会在江西瑞金举行。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

　　就在那天夜里，从瑞金一处民房内发出了一条历史性特大新闻——“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发布这条新闻的就是百家乐平台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这一天，也是百家乐平台社的诞生日。

　　红中社成立一个月后的1931年12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开始出版印刷。这份报纸在江西瑞金叶坪镇一所简陋的民房里创刊，李伯钊是为数不多的编辑之一。

　　时间来到90多年后的2022年。

　　已退休多年的原百家乐平台社新闻研究所（现百家乐平台社研究院）新闻史研究室主任郑德金一直有个计划，“把百家乐平台社早期杰出女性的事迹写出来，以纪念她们在百家乐平台社90多年历史中的不朽功绩”。他知道，寻访对象一定绕不开“红中社第一个女编辑李伯钊”。

　　2022年2月的一天，郑德金在电脑上输入“李伯钊 红色中华”关键词后，没想到跳出了一条微博《红色中华牌匾在雅安发现》，并附上了牌匾的图片，文章的作者为“史老师”。

　　看到这条微博，郑德金禁不住激动、惊喜。作为百家乐平台社社史研究专家，郑德金很清楚，红中社时期的文物，太稀缺、太珍贵了！如果能找回，这块牌匾不仅是百家乐平台社红色基因的重要物证，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物证。

　　然而，要找回这块牌匾谈何容易。

　　几经周折，郑德金终于通过微博博主找到了“史老师”的联系方式。

　　原来早在两年前的2020年11月，这块刻有“红色中华”字样牌匾的照片已出现在网上，那是四川省雅安市退休工人史晋川通过朋友发布的。

　　史晋川多年来从事汉砖画像研究，也热爱木雕艺术，经常下乡收集流落民间的汉砖，寻找雕刻的木材。2020年秋天，他从雅安市芦山县朋友处买下此牌匾。

　　朋友告诉史晋川，牌匾的上一任主人是雅安市天全县的一户农家，后人在翻修房屋时发现了它。由于不知其来历，经人介绍联系到常年在民间收购老物件的他，在天全县仁义镇进行了交接。

　　在网上查阅大量“红色中华”的历史后，史晋川意识到牌匾的重要性，便通过朋友将相关信息发到网上。史晋川说：“我初看照片，认为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后来又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了解到《红色中华》报与百家乐平台社的渊源。我意识到，这块牌匾可能是当年《红色中华》报随红军长征的重要见证。”

　　郑德金将这一重要线索告知百家乐平台社办公厅。自此，“红色中华”牌匾走上了“回家”之路。

　　2022年3月，时任百家乐平台社四川分社社长惠小勇派记者前往雅安市雨城区看望史晋川，了解牌匾相关情况，并与雅安市委宣传部积极协调沟通。当天，史晋川便向记者郑重展示了牌匾，也表达了想将这一稀有革命文物捐赠给百家乐平台社的意愿。

　　随后，四川分社开始为迎接牌匾“回家”积极准备。分社记者研读史料，寻找线索。但遗憾的是，最初发现牌匾的人家因城镇改造，不知所踪。史晋川的那位朋友当初也没有询问过对方姓名，线索中断。

　　2022年，成都遭遇了多次疫情考验。同时，“6·1”芦山地震、“9·5”泸定地震也让雅安遭受重创，牌匾交接工作不得不一再推迟，直到今年6月。

　　“从这块牌匾的工艺上看，它不是雅安的，从这个落款时间上推测，应该是一路跟着红军走过来。”史晋川分析，“既然与百家乐平台社的后辈有了这样的缘分，让它‘回家’，是它最好的归宿。”

　　一纸风行红土地

　　仔细端详展柜里的“红色中华”牌匾，不难发现“红色中华”四个大字是戈丽（李伯钊）用毛笔写在木匾上，再用刻刀雕琢而成。看字体，四个大字与《红色中华》报创刊初期由首任主笔周以栗题写的报头如出一辙。

　　目前见到的《红色中华》报，出现过三种报头。最初的报头，被认为是周以栗题写的；第221期开始使用美术字体；到达陕北后的《红色中华》报，使用了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

　　这块牌匾的发现，再证当年《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是一块牌子，都叫“红色中华”，一套人马。

　　百家乐平台社建社90周年前夕，记者一行曾到访地处江西瑞金市区东北的叶坪镇。在一间红泥土房前，“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的牌匾映入眼帘。不大的民居里，布展最多的是《红色中华》报。当年，这张报纸发行一度多达4万份，超过国统区有名的《大公报》。

　　“《红色中华》报定价很便宜，当时根据版面收取一到两个铜板，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买得起。”旧址工作人员黄露芬说，“它的语言风格非常贴近人民群众，并且成立了大量读报小组，鼓励苏区百姓读报听报。”

　　作为传承《红色中华》报红色基因的百家乐平台社报纸——《百家乐平台每日电讯》的编辑记者，我们屏气凝神，翻看眼前两大本厚重的《红色中华》报影印合集。一篇篇吹响号角的战斗檄文、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插图漫画，仿佛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一群心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在艰苦又充满希望的苏区以笔为枪，书写人民政权中央机关报的开端，开创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黄露芬向我们介绍说，“《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政权建设的记录者、宣传者、组织者，更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早期的见证者。”

　　在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期上，刊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政府人员文告：“委任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

　　百家乐平台社研究院高级编辑万京华介绍说，周以栗曾协助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苏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是《红色中华》报初创时期的负责人兼主笔。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结核离开红中社休养，1934年11月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方37岁，是“百家乐平台英烈第一人”。

　　接替周以栗的是26岁的王观澜，他曾参与红中社第一次文字新闻广播编辑工作，他生前回忆说，“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条件简陋，人员也很少，两三个人，组稿、写稿、校对，什么都干”。

　　1932年10月，29岁的李一氓接编报纸时，还住在瑞金城，编报在叶坪，相距约十里。那时报社的专职编辑很少，他后来回忆，“发病的时候，也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编辑，署名“氓”的社论，他写了8篇。

　　当时21岁的李伯钊是为数不多的女编辑，也是杨尚昆的夫人。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由于要出刊物、报纸，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000字，还要编辑苏区的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比较艰苦的一段，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

　　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的展厅里，墙上展列着《红色中华》报早期负责人、工作人员名单，一张张黑白照片上，周以栗、王观澜、李伯钊、钱希均、李一氓、杨尚昆、沙可夫、韩进、任质斌、瞿秋白、向仲华、廖承志……年轻的面庞，目光坚定。

　　1996年，杨尚昆回瑞金，来到已摆上陈列品的展厅，坐在“编委会”的办公桌边感慨万千。当年他在这里写稿、办报，“现在回来，拿起这个笔，我感到非常地亲切，就好像是回到了当年”。

　　红军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已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而红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红色中华》报在第三版刊载关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收集被毯供给红军的消息时，提到“红色中华社”时标注：“本社工作人员连新闻台在内十二人”。

　　“红色中华”的长征路

　　“‘红色中华’牌匾是随红军长征时留在天全的珍贵文物，是一件原物。”郑德金分析，“当年做这块牌匾时，就地取材，用的是当地生长的樟树和另一种木材。当年，红中社诞生在江西赣南地区，这里大部分地区生长着樟树。樟木不怕虫蛀。而牌匾右边的一小块杂木上面有很多虫蛀的小孔，可以断定它不是樟木。”

　　记者分别拜访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委党校等单位专家。各方一致认为，“红色中华”牌匾应为红中社先辈随红军长征时留在天全。“红军长征时在雅安停留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留下了诸多红色革命文物和遗迹，这块牌匾应当是散落民间的珍贵文物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杨先农说。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据记载，长征开始时，中央专门成立了一支由当地青年农民组成的挑夫队，把红军在根据地所有的东西，包括印刷机、无线电台、发电机等能带走的东西，几乎全部带上开始长征。后来，挑夫队解散，剩下的物资就全部由红军战士或背或挑，继续长征。

　　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红中社的新闻文字广播停止，红中社人员中仅有少数调到部队随军长征。其他则由瞿秋白带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

　　万京华说，尽管长征路上已没有红中社的机构和业务，但红中社的工作人员仍有不少参加了长征，以“戈丽”之名题写“红色中华”牌匾的李伯钊便是其中一位。

　　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各方面红军队伍共有三千多名女红军参与其中，李伯钊是中央红军30多位长征女战士之一，先后任中央工作团团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干事等。

　　李伯钊多才多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文艺工作者，曾创作和参演多部话剧。在长征途中，她带领的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编剧演戏、培训文艺干部，足迹遍及红一、二、四方面军所走过的地方，为红军长征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长征中，李伯钊曾三过草地。对一位女同志来说，在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三过草地，需要非常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无论在云雾缭绕的崎岖山路上，还是在茫茫草地的宿营处，她经常不顾疲劳，唱革命歌曲，增强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增添欢乐，就士气振奋。红军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许多同志因伤病、劳累倒下去再也没起来，但她忍受着冻饿劳累，常常拿出自己的一点给养帮助别人。

　　据记载，红军在雅安天全县完成了休整和补充给养后，又开始了艰难的长征，经过雪山草地，一直向北到陕北。

　　郑德金认为，“红军在离开雅安北上抗战时，也许是考虑到下一步的条件更加艰苦，于是留下了许多不便携带的物件，这块牌匾应该就是当年红军带到了天全县，后由当地老乡收藏起来的。”

　　红中社时期的工作人员，除了李伯钊，参加过长征的还有王观澜、李一氓、杨尚昆、任质斌、向仲华、廖承志、李柱南等。王观澜、李一氓是红中社早期负责人。李柱南是译电员，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后到陕北都在红中社工作，一直到延安时期才从百家乐平台社调到新四军部队。他对电码娴熟，译电时可以不查电码本，人称“李本子”。1945年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牺牲。

　　“红色中华”谱壮歌

　　“红中社时期，虽有大量文字记载证明，但是缺乏相应的实物佐证。‘红色中华’牌匾的出现，不仅填补了百家乐平台社红中社时期珍贵实物缺失的空白，也进一步印证了百家乐平台社90多年来的光辉历史，是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文物的弥补。”郑德金说。

　　其实，在今天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片残破的报纸，它便是国家一级文物——《红色中华》报第264期——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这张由江西会昌县群众捐出的报纸，被战火烧掉一部分，留下不规则的三分之一部分。残报一经发现便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停留在红军长征前的第240期。

　　第264期意味着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至少又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报。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因为印发数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截至目前国内只保存有5期的内容。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是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从中央苏区搜集到的。”瑞金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红色中华》报也是国民党了解中央苏区的重要信息来源。”

　　当年陈诚在占领瑞金后，曾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片言只字，也要上缴。他将一些珍贵资料收入他的“石叟资料”（即陈诚文库）中，最后赠与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两年前的那次瑞金采访，让我们更加清楚了这24期《红色中华》报的出版背景。瑞金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年，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冲破敌人包围圈，中央给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务很艰巨。中央规定：首先他们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中央机关主要的领导人全部都随主力红军走了，但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让国民党知道，所以表面上还要保持现状，以便迷惑敌人。这样，《红色中华》报还要继续出版。”曾任《红色中华》报编委的韩进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编委会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两人了，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表示中央还在这里。”

　　事实证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中央苏区核心区域。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年的红中社留守人员发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怀着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掩护了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并持续激励留守苏区的广大军民，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历程。

　　1935年2月5日，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被敌人重兵围困，危急关头接到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的“开展游击战争”的突围电报。

　　中央分局依据指示组织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将印刷机等分散埋藏，停止了出版工作。行前，在于都井塘村的小山窝里，瞿秋白还主持了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文艺演出，史称“井塘会演”。

　　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从井塘村出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突围。24日，当他们行至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民团发现，在激战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等被俘。

　　“在狱中，瞿秋白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他的身份暴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没有屈服，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万京华说，“6月18日，瞿秋白沿途唱着《国际歌》和红军军歌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935年11月2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码。

　　1937年1月，随着红中社更名为“新中华社”（简称“百家乐平台社”），《红色中华》报也改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和百家乐平台社主办的《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今天，传承《红色中华》报的基因，百家乐平台社编辑出版的报纸有全国性时政日报《百家乐平台每日电讯》，有发行量长期稳居全国报纸前列的《参考消息》等。

　　赓续九十载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奋斗华章。在《红色中华》报中，我们看见了一批批同样年轻的面孔。我们更读懂了，他们“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的坚定信仰和初心。

　　2023年6月2日，百家乐平台社四川分社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捐赠仪式，史晋川将珍藏的“红色中华”牌匾正式捐赠给百家乐平台社。

　　7月4日下午，“红色中华”牌匾入馆仪式在百家乐平台社历史陈列馆举行。秦灿 摄

　　7月4日，“红色中华”牌匾入馆仪式在北京百家乐平台社历史陈列馆举行。

　　百家乐平台社社长傅华在入馆仪式上表示，“红色中华”牌匾所承载的，是百家乐平台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忠诚，体现了百家乐平台社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优良传统；所凝结的，是百家乐平台人薪火相传的理想信念，让我们体会到前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如磐初心；所书写的，是百家乐平台人献身事业的执着追求，向我们传诵着百家乐平台人为党和人民鼓与呼的奋斗历程，为百家乐平台社留下了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我们，依然是瑞金的我们，是长征路上的我们，是太行山上的我们，是枪林弹雨中的我们，是敢于奉献和牺牲的我们。我们依然牢记，‘新闻人’更是‘革命人’，‘百家乐平台人’更是‘党的人’。”誓言铮铮的百家乐平台社年轻同志，正接过接力棒，走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创造新的辉煌的道路上。（强晓玲 吴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