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念大学前对长城充满向往。大一时，班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八达岭长城。当时因为人流拥挤，观感不是特别好，我就有些失望。直到我大二时，认识了一位同学，她也是我现在的夫人。我夫人是北京孩子，她在中学时就和一些同学探访过北京的长城。在她那里，我看到一些照片，在悬崖峭壁上有一道人工修建的残墙。她告诉我这是长城。我印象中长城是雄伟壮观、人流拥挤的。但她说这确实是真正的长城。后来，我和同学去探访了北京司马台长城，北京的长城才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也经常和我夫人一起探访北京长城。这个过程中有些小插曲。那时候没有电子地图，信息非常不完善，容易发生户外风险。我曾经从一个小短崖上掉下去过，好在人没事。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人想探访这些地方，但是没有充分的准备条件，就有可能出事故。像长城这么美好的地方，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要想办法避免风险。

1998、1999年恰好是互联网兴起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互联网平台工作，就想把长城的美好路线分享出来，让人们了解长城。1999年5月，“长城小站”在网络上诞生了，刚诞生的时候还是户外小群体。当时是一个免费网站，用的是免费论坛之类的程序组合拼凑出来的。不过，小站很快聚集来了很多朋友，起初大多是像我一样，到访过一些未开放的长城的人。大家都特别喜欢长城，也想为长城做点事。

在探访长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长城虽然非常壮观，但也非常脆弱。因为我们很多以长城摄影为主的朋友每周三会分享长城照片。我们发现每隔几个月去长城拍摄回来的照片，和之前的照片对比，两者之间已发生了轻微变化。有的是砖脱落了，有的是部件丢失了。我们遂意识到我们心中雄伟壮观的长城，已经“垂垂老矣”，需要更多人想办法保护它。当然我们自己的能力很有限，但网络是很好的平台，能够把更多的人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想如何通过小站的平台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到长城保护中来。

2003年，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当中有一系列的约束，不能随便组织去未开放的长城。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转型的时机。我们自“办法”颁布之日起，就把周末组织上长城的活动都停了，从此完全转型到对长城的保护工作上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探索，思考我们这些纯民间的爱好者该怎样帮助长城。

我们当时的工作涉及了几方面。首先是整理长城资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记录下来的长城现状可能到下星期、下个月就会有变化，记录当下那一刻的情况就是最宝贵的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做成数据库放到网上，就形成了长城的电子档案。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做了策划案，提交给当时的一些组织机构，包括中国长城学会等，希望他们一起呼吁大家做数字保存工作。此外，我们也在寻找社会力量参与的机会，包括我们组织网友去金山岭进行万人徒步长城现场做长城保护宣传活动等。

长城是一个国家尺度的大型线性遗产，具有多管理主体、复杂环境特征等保护难度，面对这样一个保护对象，仅依靠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小部分爱好者的参与是不够的，还要调动属地居民的积极性。2004年，一次意外的发现让我意识到，如果能让住在长城边的老百姓了解到长城的重要性，就会自觉保护长城。所以，我们就商量着到学校宣传。我们联系了乌龙沟中学，得到老师们的支持。我们筹集了一些关于长城保护的图书和视频，通过学校组织，给孩子们上“长城课”，让他们意识到在长城边抓蝎子去卖会对长城造成破坏，还和学校组织了一次主题为《我的家乡乌龙沟长城》的作文比赛。孩子们写出了非常好的文字，我们把这些文字电子化，摘了金句，打印后挂到当地的长城垛口里面。通过这样的分享，让长城边长大的孩子转化为长城的守护人。

从此，我们也认识到长城沿线需要进行长城保护的宣传。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明代修长城时，为了和历史上的暴政撇开关系，往往只说修的是边墙。因此，世居在长城边的当年戍守长城人的后代，根据前辈留下的说法，认为身后都是边墙，而不是长城。所以，直到现代，很多长城边的乡亲见到我们都会说“我们这边没有长城，长城在北京呢，你们怎么跑到这边来了？我们这边只有边墙、土龙。”我们意识到这个概念有特别大的偏差，他们因此不会意识到身边的土龙、石墙需要保护。于是，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包括给乡民拍照，把照片和小礼物送给他们，再和他们沟通，告诉他们“这些土龙、石墙就是长城的一部分，你们只要保护它，就会有游客住到你们家，会给你们带来收入”。但是这样做的效率比较低，毕竟通过旅游的说法去做工作，波及面很小。后来我们反思，发现学校才是宣传保护效率最高的地方。从2006年起，我们把精力彻底转移到去长城边的小学“助学”上了，给学校带去物资，帮助学校解决问题，换取进入学校给孩子们讲长城保护、文物保护课程的机会。这样，我们每年都会去一所新学校，同时把“老”学校也要维护好。现在，我们大概在长城沿线助学了20多所学校，希望最终把这些都串联起来，形成一条保护长城的“珍珠链”。

长城小站在做“家住长城边”项目的过程中，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他们向我们反映城里的孩子也需要有人给他们讲长城的故事。于是，我们针对城里的中小学生，设计了一整套从学前到高二的长城保护课程。通过家委会推荐，我们长城公益课堂走进了北京市几十所学校的课堂。我们还组建了一支长城志愿者讲师团，从志愿者中选拔一些表达能力好、形象气质佳的志愿者担任志愿者讲师，周末还会帮助一些学校的家委会组织孩子们到长城景区实际体验。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长城小站这样的社会组织的支持是非常给力的。从我的角度看：

第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能“看得见”民间文物保护力量的存在。他们组织社会力量举办文物保护论坛。通过论坛，我们结识了全国几十家民间文物保护组织，知道了原来我们并不孤独。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把这些组织连接在一起后，我们能从很多优秀组织身上学到经验。

第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能“听得见”我们关于长城保护、文物保护的意见。我们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沟通的时候，他们都会听进去，并且给我们合理的建议，还提供很好的参考标准让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提供有力支持。像我们针对长城保护员提出“长城保护员加油包”的想法时，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特别赞成，设立专项，帮助我们联系腾讯公益基金，通过公募筹集资金，几年时间筹集了近60万资金，帮助我们在河北、山西、内蒙等九地落实长城保护员的培训、装备以及保险工作，这个项目目前持续进行。

“长城保护员加油包”项目缘起于2000年代初，我们的网友在行走长城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到长城边的一个角色——“长城保护员”。除了长城保护员，还有护林防火员，这些人很多都是长城边的乡民。其中有很多优秀的人，一直在保护长城，比如延庆石峡的梅景田。

2006年，国务院发布《长城保护条例》，这是国内第一个面向特定文物的保护条例。条例也把长城保护员这一角色固化了下来。2016年，国家文物局正式颁布了《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使长城保护员进入到一个有序化的轨道。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地区长城保护员的经费解决不了。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首先，我们深入到长城保护员家中，把发现的一批优秀保护员的故事拍摄出来，通过新媒体、视频传播出去。经由我们的一系列宣传，让大家知道长城现在是什么状态。像八达岭、金山岭这样巍峨壮观的砖石长城，只占全国长城总数的不到4%，保存好的更少，大部分是土长城、石长城，人们到了它旁边可能都不认为它是长城，可是这些长城更需要受到保护，而保护它们的人正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通过宣传，让大家知道长城需要有长城保护员这么一个角色，并且已经有这么一群人——长城保护员存在着。

第二，我们要解决长城保护员生存的问题。以前他是一个农民，他保护长城是志愿行为。他可以打工回来后巡查一下长城，有问题再去汇报，没问题就出去打工。但是，有了长城保护员身份后，按规定是要定期巡查，一个月至少巡查四次，这还能出门打工吗？而且巡查长城也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让保护员安心留在本地做长城保护？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我们把绿色产品包装出来，帮他们销售，甚至给一些长城保护员提供投资，把他们家改成民宿。这样确实有一些小的成功案例，但是我们发现靠民间力量难以为继。后来，我们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交流了这个问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提出展开公募，为长城保护员寻找资金支持，并且将长城保护员纳入针对文保人员因病致困专项基金的申请范围。

此外，一些好的长城保护员也被我们推荐去参加评选。他们的故事如果不为人知，将非常可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长城保护员的形象被更多的公众所了解。我们还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支持下设计了长城保护员能力培训体系。通过这个培训体系，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保护员加油包”的资金进行组合，为沿线长城保护员开展培训。今年我们刚刚给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长城保护员进行了培训，目前全国共有6000多个长城保护员，我们已经对1/10以上的保护员进行了培训。

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组合拳，让长城保护员更好地尽保护职责，产生价值。以前，因为基层保护力量中人很少，没有能力尽快了解到长城的变化，现在通过对长城保护员的培训，基层变得“耳聪目明”，保护力度就形成了正向的螺旋式上升。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长城小站还共同推进了“点亮长城边”的公益项目，来帮助长城边的村落，包括在物理上装夜间照明设备，以及在文化设备上进行点亮，我们在村落里面建设图书馆、村史馆，民俗馆，通过这种方式在文化上“点亮”长城边的村落。目前我们已落实了河北土安村的案例，效果非常好。当地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支持的乌字号长城保护站，保护员叫李勇，他被评为全国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事实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为社会力量提供了很多参与的机会，我们相信在这些国字号机构的帮助下，我们社会力量一定能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伴随国家发展的进程，大家一起携手前行，持续长久地为文物保护工作付出努力。

长城小站大量的工作都是通过网络来组织的。早期小站有一个论坛，大家可以在上面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也会组织线下每周三的聚会，和大家分享长城照片，那时候照片还需要洗出来分享。我们也在线下商量一些具体的工作计划。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感觉到原来的形式可能难以为继。这时，很多优秀的志愿者都站出来，开始参与整个组织的运转，譬如网友“好人无用”主动担任了的财务负责人，网友“吾睡吾睡”提出了小站的宗旨“热爱长城、热爱生活”。通过网友自发地连接在一起，“长城小站”越做越大，开始主办沙龙、影展等。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们在“志愿北京”平台上注册了我们的志愿者项目，通过“志愿北京”的平台，开始招募志愿者开展志愿活动。多年来，我们也在积极地解决资金来源和身份的问题。2016年我们发起的“人人能为长城做的五件事”活动，就得到了30多家机构，包括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中国文物报，乃至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2019年，我们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在延庆注册成立了北京市延庆区长城小站文化传播中心。我们就此有了一个组织志愿者的平台，也有了一个合法身份。今年10月，北京市延庆区长城小站文化传播中心还被延庆区民政局评为4A级社会组织，这也算对我们工作的官方认可，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争取有一天能够做到达到5A的标准。

长城小站也得到了包括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众多单位的嘉奖和鼓励。2017年，长城小站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选为“薪火相传——寻找中国文物故事杰出传播者”之“讲好中国文物故事杰出团队”。长城小站还被北京市义工联评为“最美慈善义工十大榜样团体”、中国文物报评选为年度社会力量团体等。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鼓励，也是对志愿者，乃至社会力量的认可和鼓励。我们只要努力去做，社会各界就会给我们一些无声的支持和鼓励，伴随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认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首先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定位。因为我们国家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框架体系的。社会力量需要和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伙伴一起参与文物和文化的保护工作。

第二，我们做文物保护一定要有一个持久、持续的耐心。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无论是长城也好、运河也好，身边的文化都是靠日积月累不断建设和完善起来的，对它们的保护工作也需要持之以恒、不能抱着出风头的想法去做。如果你热爱它，就必须要全身心投入，这个过程中不能求什么回报。文化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事情，不仅涉及到你我他，还有我们的孩子。做文化是需要久久为功的事情。

第三，仍然是定位问题。文物保护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无论政府、机构、企业、研究单位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职责或方向，而在这之外就是社会力量要去补充的地方。简而言之，政府来不及做、机构没有精力去做、企业没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社会力量可以去补充和完善的地方。

未来，长城小站一方面会和合作伙伴（包括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基金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一起，继续推进我们的既有项目。像中国长城建筑与地理信息数据库等十多个线上长城基础信息数据库，这些基础工程的项目也会继续完善。我们小站每五年会有一个规划，会按照五年规划持续推进。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成功经验分享出去，像2023年12月长城小站就参加了国际论坛，把长城小站的组织经验进行了分享。

中国的文物特别多、文化特别厚，这些工作都需要更多人参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有一句话是“文物保护社会参与，保护成果全民共享”。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机会参与进来的。我们身边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随手做起的，例如做一个短视频，把对文物的保护分享出来。这样，参与文物保护的社会力量就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