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乐平台社台北11月8日电（记者齐湘辉、黄扬）展开台北市地图，似曾相识感扑面而来，南京东路、杭州南路、重庆北路、汉口街……这座城市以大陆地名命名的街道数不胜数。漫步台北街头，看见熟悉的道路名称，会有一日走遍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特殊体验。
资料图片：台北市太原路 百家乐平台社记者赖向东 摄
一座城市的街巷地名如同记录过往的密码，蕴藏着深厚历史渊源。台北城区如中国地图般的道路名称和布局，是如何形成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宝岛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彼时的台湾百废待兴，要从方方面面消除殖民化影响，尤其是奴化教育遗毒。
“日本在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推行奴化教育，严禁台湾民众学习和使用汉语，包括不能取中国名，只能取日本名。当时台湾街巷也不能取中国地名，要依照‘町目番’的日本方式命名。”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说。
据戚嘉林考证，1945年10月22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下达对台北街道进行名称改正的命令，11月17日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确定四项命名原则：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如中华路、信义路、和平路等；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如民权路、民族路、民生路等；缅怀伟大人物，如中山路和纪念郑成功的延平路等；适合当地地理或习惯，且具有意义。
最终，给台北街道命名的重任落到一位叫郑定邦的上海建筑师身上。1946年，郑定邦被调派台湾，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代理技正。台北地名如何能既实用又有意义，他的学生、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回忆说：“郑老师颇费了一番心力。”
资料图片：台北市宁波西街 百家乐平台社记者赖向东 摄
郑定邦最后决定用一张中国地图为台北街道命名，并于1947年完成。“这是郑老师毕生的得意之作。他在课堂上说过，命名时参照了上海街道命名思路，即南北向街道用中国省名、东西向用中国城市名。但与上海不同的是，郑定邦对台北街道的命名更系统化。”李乾朗说。
当年李乾朗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学习建筑学，郑定邦已不再担任公职，在大学兼课任教。课堂上，台北街道命名成为他反复提及的经典案例。
李乾朗展开1948年的台北都市计划图对记者介绍，当时地图中心点位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以此拉出的两条轴线隐约与大陆的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对应，道路命名分布原则上符合两条铁路划出的四块区域。如：宁夏路、太原路等在中心点西北方的大同区，辽宁街、长春路、吉林路在东北方的中山区，武昌街在中心城区，桂林路、西藏路在西南位置的万华区。
“台北还有忠孝、仁爱、信义等深具中华传统文化意涵的道路。”李乾朗说，他办公室所在的敦化路，意即“仁爱敦厚、化生万物”，出自四书五经。
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当地小朋友能掰着手指头数出路名：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这些街道也是抗战胜利后命名，都取典于中华传统文化，朗朗上口，蕴含深厚文化底蕴，成为高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名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这些故事寄托着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无尽的牵挂，成为印刻在台湾百姓记忆里的乡愁。”戚嘉林说。
台湾著名建筑学家夏铸九对记者说，台湾许多地名体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关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影响深远。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刻意淡化、消除中华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是，两岸的共同记忆是抹不去的，血脉联系是割不断的。”（参与采写：杨丁淼、陆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