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乐平台社北京5月10日电 5月10日,《百家乐平台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江永女书：深山“玫瑰”，多彩绽放》的报道。
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江永女书被冠以“神秘”色彩，并活跃在大众视野。这一流传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潇水流域的独特文字，只在当地女性中流传。
起初，当地妇女用小木棍、竹篾等，蘸上锅底灰，在纸书、扇面、手帕等上面书写自己的苦痛身世和艰难遭遇，仅供姊妹间交流，并流传有“人死书亡”之传统。发展到后来，书写女书逐渐用毛笔、着墨，男性群体也开始学习女书、传播女书。2006年，与女书书法相伴随的坐歌堂、斗牛节等“女书习俗”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围绕女书的影视作品、音乐剧、视频短片等不断出现，当地每年暑期举办的女书培训班吸引全国各地和海外人士参加，女书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在社交平台上，“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性自我疗愈”等话题被热议。在不断保护传承中，原本以苦情为主的女书作品，其书写内容日渐丰富多元，唐诗宋词、名人名言、祝福话语等皆可用女书，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学习、传播女书。
然而女书源于何时、由谁创造，学界众说纷纭，围绕其研究和讨论，至今未曾停歇。
潇水河畔发现神秘文字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位于湖南省南部的永州市被称为“潇湘之源”，潇水和湘水在位于永州市零陵区的萍岛相汇成湘江，一路向北流入洞庭湖，最终融入滚滚长江。
永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100多年的建制史，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百越文化的交汇地。潇水流经永州南部大部分区域，滋养着文化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瑶族。
1982年11月至1983年1月，在原中南民族学院工作的宫哲兵前往湖南南部山区调研瑶族文化。在永州走访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记者回忆：“当地有小学老师、公社干部跟我讲，说在江永县看到过一些奇怪的符号和文字，有的写在瑶族歌书、扇子上，有的绣在布袋或披风上，却少有男性认识，这让我非常好奇。”
事实上，在宫哲兵到达江永县注意到女书前，这一特殊文字早就引起了当地关注。记者从江永县档案馆《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上看到，1959年的记录显示“我县百家乐平台地区，在清代以前，即发现有妇女文字，但这种文字由于过去一向无人重视，因而出处无法考究，其特点是用以表达当地土话之语音，书法明确严格，用时可以灵活顶替，只需稍事钻研，即能掌握，所以为当地妇女流传极盛之故。至于书写内容，多为当地妇女诉苦之歌篇。”
作为江永县本地最早学习、研究女书的男性专家，江永县文化馆原工作人员周硕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关注并收集女书原件，但受时代影响未能开展研究工作。周硕沂的女儿周荆儿告诉记者，其祖父在民国时期就留意到这种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女书因没有人继承而逐渐消退，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年妇女能阅读和书写，于是她的父亲开始了抢救性的工作。
同一时期，有学者也关注到这种特殊文字。1956年，原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正光偶然关注到女书，并在考察后撰写了女书研究的相关论文，投寄北京《中国语文》杂志。《中国语文》编辑部潘慎收到李正光寄来的论文和女书材料后，也对女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此基础上加以研究，写出了《稀有文字——妇女字》一文，后由于时代变化论文未能发表，相关研究被迫中断，女书一度陷入沉寂。
位于湘南边陲、地处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的江永县，溪河蜿蜒，山岭纵横。“地处三省交界的文化边区，偏僻的鱼米之乡，相对富庶的绿洲，造就培育了女书这一文化奇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女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大山深处，沉寂的文字正等待被唤醒。
那一年的江永冬天，飘着严寒大雪。为了找到这种奇怪文字原件及出处，宫哲兵来到江永县找到周硕沂，两人辗转于江永县的大山里，终于在上江圩公社蒲尾大队（现上江圩镇蒲尾村）看到了女书原件及收藏者本人——时年81岁的高银仙老人。
“她拿出了4篇歌本作品，我们将其中一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抄录下来，并和她一起翻译成汉文，同时又请她照着本子进行演唱，并录了音。”宫哲兵回忆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有382行，2674字，有300多种不同的字形，他当时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符号，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字。
在经过深入细致的文化考察后，宫哲兵带着收集到的资料赶回武汉，并通过所在院系的专家将其研究成果带到北京，请古文字研究领域相关专家鉴定，初步认定这是一种文字。1983年，由宫哲兵撰写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上，女书自此声名鹊起，成为学术界热点。在学者的努力推动下，女书也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这样评价女书及其发现：“女书，是中国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将萎谢的最后时刻，才被文化探险者发现。这个发现，带给学术界的不仅是一阵惊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女书重新被学术界关注，使得江永县成为热门调研基地。一时间，国内外学者、民间爱好者等涌入江永县，原本偏僻封闭的山村出现了外地人和外国人。然而，在女书“人死书亡”的传统下，研究者开启了一场寻找女书传人、收集抢救女书原件的“赛跑”。其间，不乏女书资料流失海外。
在不断走访、调研、挖掘中，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等自然传承人陆续被发现。女书逐渐从深闺走向大众视野，女书传人也重新拿起笔，写下生活的感悟和自身遭遇。
女书被“激活”后，女书传人也日渐受到“热捧”。“那时候我在田里种地，专家都找到田里来，要我写。”85岁的女书传人何艳新说，她多次被研究者邀请到外地长住，专心写女书作品，在1997年的时候还去过两次日本。
女书研究逐渐掀起热潮，围绕女书研究的全国性大会开始出现，女书也成为相关国际性大会上的热词。赵丽明清晰记得，1991年的深秋，由清华大学牵头组织，联合全国妇联、北京大学等单位在江永县召开女书研讨会。“那时候车子开到乡下，树上的橘子都熟了，能碰到人头，大家很兴奋。”她说。
神秘文字的文化密码
或惊叹、或疑惑、或着迷——这是记者在多次采访中，受访者对于第一次看到女书时的感受。
“那是一种独特的新奇感觉，女书天生就带着引人注目的自然美，让人一看到就想更深入了解，激发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赵丽明说。
起初是用小木棍、竹篾等，蘸上锅底灰，现在逐渐用毛笔着墨，女书传人笔下的字，由左至右略有倾斜，呈斜菱形，书写方式与传统书法排版一致，由上至下，由右向左，没有标点，排列整齐，字的笔画线条纤细一致，字体修长、秀丽，宛若秀美飘逸、翩翩起舞的女子。
用于书写女书的物件有手帕、纸扇、纸页、书本等，这些物件与写在上面的文字一样秀美，体现女性特点。部分研究认为，女书形体特点的形成与当地妇女的纺织和女红有关。在江永县妇女纺织和刺绣的物品上，很多图案都是由斜线和弧线组成，而斜线和弧线正是组成女书的重要笔画。
然而，女书源于何时、由谁创造、共有多少字等，围绕这几个关键核心问题，40余年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未曾停歇，女书历史如今依然神秘。
记者梳理多位长期研究女书的专家学者成果发现，围绕女书几个焦点问题的讨论呈现多个不同结果，并且差异很大。如潘慎等人认为，女书比甲骨文早，是原始母系社会的文化产物。原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谢志民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赵丽明认为，女书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系统的再生汉字，女书产生于中古时期以后，大约只有数百年历史。
在文献梳理和实地走访调研过程中记者发现，女书难以“探源”的主要原因表现为：一是在“人死书亡”的影响下，留存于世的早期女书作品十分稀少，极大限制了女书起源研究；二是部分早期研究者对原材料的修改，随意改字、加造新字，损害了原文本的权威性；三是女书仍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部分权威专家研究得不到重视，有些观点“积非成是”，加之在传播过程中“添油加醋”等，使得学界难以定论。
潘慎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过一次女书的大型会议后如此感慨：会上自以为研究女书的专家“权威”太多了一点，有些研究用主观臆断代替了科学论证，此外据说某些女书专家垄断资料，缺乏研究学术的雅量，如此种种却没能解决女书的实质问题。
赵丽明等学者曾多次呼吁要加强系统保护和科学研究。她说，传承文化遗产基于科学的抢救整理，科学就是尊重原生态，厘清本来面目，呈现原汁原味文化，保护文化原产地，从而使女书永远唱响爱与美的牧歌。在她看来，女书有其自身内在规律，而非外人规定、再造，虽然是女性的专用文字，但女书是自由、自在、阳光的，并非诡秘文字。
文字的使用和传承，离不开对其字源、字形、字音等规律的掌握。21世纪初，为了解决“女书字数到底有多少”“女书到底源于何时”等问题，赵丽明和她的研究团队对着历时20年收集到的22万字女书自然传承人原件资料，开展了一场逐字进行穷尽性的考察统计整理工作。
“我们用最笨的办法下苦功夫，发动‘人海战术’，清华大学有两三届的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自发参与进来，把收集到的资料复印出来，然后把这22万字一个个剪下来，每个只有米粒大小，进行字形归类和使用频率统计，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制作了数十万张卡片，最后编制了《女书字表》、建立了《女书字库》，这为我们考察女书基本用字，进行量化研究，进而定性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数字化手段。”赵丽明说。
赵丽明的研究成果显示，女书自然传承人每个人使用单字500个左右（包括异体字），运用字位理论整理出女书基本字（无区别意义的同一字源的字符），只有近400个。用这些共识的基本字可以完整记录当地土话——一种汉语方言。女书来源于楷书后的汉字，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体。
“女书在语言文字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女书作为借源汉字的造字手段、记录语言的方法，女书和方块汉字的字源关系，女书的文字学定位，以及女书字图案化、图案化女书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去研究。”赵丽明说，为了将女书推广到国际舞台，他们团队用国际音标给女书注音，提交的女书国际编码提案2015年在相关国际会议上被正式接受，《国际编码女书字符集》让女书真正进入国际语言规范序列。
在“神秘”外衣之下，关于女书的研究仍在继续。在学术上，如今已逐渐形成了以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南女子学院等为代表的女书研究基地，有的学者将其作为终身研究领域。湖南女子学院女书文化研究所所长周红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关注女书，作为江永本地瑶族人，今年46岁的他已持续研究20余年。“女书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散发出一种阳光、开朗的独特魅力，给人向上、向善的力量。”他说。
“君子女”塑造文化奇葩
上江圩镇蒲尾村的春天格外明艳。金黄的油菜花成片盛放，和煦的春风吹过田野、菜园、村舍，桃花迎风招展，环抱村庄的河水碧绿澄澈，水草随波飘荡。种稻、锄地、牧牛、摘果，千百年来沉淀的农耕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来到蒲尾村，便进入了女书文化氛围中。
“妇女们结交姊妹，聚一起纺纱织布、剪纸绣花、打花带，一起坐歌堂，特别是姑娘出嫁前，姊妹都要来陪伴，少则三天，多则半个月，唱陪嫁歌，等到婚后第三天，会收到姊妹专赠的礼品三朝书。”在蒲尾村女书园，36岁的女书传人胡欣向记者细数女书习俗，到了农历四月初八斗牛节，村里的姑娘会凑柴米油盐出门聚餐，一起读女书、唱女歌，互赠书写或织绣有女字的纸扇、花带、头巾等，大家或诉说苦乐，或说唱笑闹。
女书习俗是由女字、女书、女歌、女红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在我国偏僻的少数民族山区，保存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挖掘和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女书作为南方女性文化的突出代表，其研究保护具有重要价值。”现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国女书研究中心主任的宫哲兵说。
在赵丽明看来，女书是一种群体性活动，在活动参与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出嫁的女人回娘家，姊妹聚一起自然就唱起来了，结拜姊妹也是松散的，没有什么入会、烧香拜佛的程序。聚餐时，大家可进可出，唱歌时来就是了，很忙就不来了。女书活动虽然有社群但是没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都很自然。”
赵丽明认为，在男耕女织、男尊女卑的旧时代，女书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几乎都是“三寸金莲”的缠足妇女，自称“君子女”。她们用这种女性专用符号工具，通过对身份、角色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获得自尊。
早期的女书作品，大部分其实就是女性自身传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时代，江永部分乡村妇女，尤其是著名女书传人，大多经历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坎坷，苦难深重，因而女书作品多为苦情悲歌。为了应对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她们借助创作、交流女书，倾诉、宣泄内心的痛苦，获取精神的共鸣和抚慰。
在《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上，记者看到收录的女书作品写到“静坐空房把笔提，诉出苦寒传四方，哪个如同我一样，一生命苦诉不完……”这篇作品描写了作者丈夫当兵抗日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悲苦生活情境。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为女书题词说：“女书是妇女自我解放的第一步。”
“终身大事由父母，自己无权配婚姻。多少红颜薄命死，多少终身血泪流。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疼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女书之歌》道出了妇女创作女书的原因和作用。赵丽明认为，智慧和勇气使女书主人创造了自己文字，争得了书写自己的话语权，争得了一方展示自我的自由乐土。
文化学者季羡林曾说，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女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书传人笔下所描写的旧社会悲苦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写女书依然是女书传人倾诉、宣泄内心悲苦的重要方式。
“房中念想修书本，悲痛隐言做上书。我是蒲门何氏女，一世寒酸不显阳……”1940年出生的女书传人何静华在少女时代曾参与女书活动，1996年其在广东打工的儿子突遭不幸，巨大的丧子悲痛激活了她的女书情结，她用女书感叹身世、疏解悲痛，此后写下了大量女书作品。
作为含泪蓄悲的苦情文学，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能读唱的诗歌文体，且广泛用于女性聚会的读唱活动中。在赵丽明等多位研究者看来，女性通过读唱女书这种独特形式，以排遣忧伤烦恼，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抚慰，因此女书传人大部分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群体意识，有着独特的精神追求和话语权觉醒。
“女书可以写，写着写着心就静了；女书可以唱，唱着唱着心就亮了。”在女书传人胡欣看来，学习女书就是一种修身养性。
何艳新老人是现存年龄最大的女书传人，她在上江圩镇河渊村长大，孩童时期曾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她能正常上学接受教育，后来嫁到本村，成了一名农民。虽然已到耄耋之年，记者看到的何艳新老人，口齿清晰、精神矍铄，对自己学习女书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在外婆身边长大，从4岁开始跟着她学习女书，女书作品后来都烧掉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重新开始写女书，翻译高银仙等人的作品。女书作品很多都在诉苦，我的孙女今年30岁了，1岁半的时候我带她唱、带她学，她没有见过以前的世界，现在是一种新的生活，我希望她能把女书传下去。”何艳新说。
虽然年龄相隔近半个世纪，胡欣与何艳新早已成了忘年交、成了亲人、成了知己。她经常向何艳新探讨女书创作，和她一起去外地出差传播女书，时不时请教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在胡欣眼里，何艳新是一位睿智的老人，“虽然她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但她的眼睛很亮，眼里有光，是女书给了她寄托”。
绚丽绽放的“野玫瑰”
一块黑板、几支粉笔、几十条板凳和长桌，蒲尾村女书园的学堂内，时而传出女书的唱读声。从2002年建园开班到现在，22年来，一直未曾中断。61岁的女书传人胡美月在这个讲台上教学，一站就是20余年。
“园子没建好前在村子里的祠堂，现在教学条件和设备越来越好了，可以录音、录像，来学习的人可以用拼音、汉语、英语、符号等方式去记，比较自由灵活。”胡美月说。
胡欣清晰记得，刚开班时，自己的小伙伴都跑来学习，还有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胡美月先教民间流传下来的儿歌，她用粉笔将黑板写满，讲台下的女孩子，从小学生、初中生到成年妇女，描摹、读唱，分外认真。
此前，女书的传授，没有学校和专职教师，不存在固定教材，而是靠母传女、姐传妹，或隔代相传和其他亲戚朋友相教，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在日常生活唱歌堂等活动中，互娱互乐，互教互学。靠这种传统方式而学会女书的妇女，称为自然传人。
2004年9月20日，1909年出生的阳焕宜老人去世。赵丽明认为，作为最后一位经历女书文化全过程的老人，阳焕宜给一个女书时代画上了句号，标志着原生态女书历史的结束。然而，濒临灭亡的女书并未由此失传，而是获得了“重生”，出现了新的繁荣。
从刚开始学习，到高中毕业后在女书园上班，多年来的耳濡目染让胡欣为女书着迷。2010年，胡欣被当地评为女书传人。“从刚开始的感兴趣，到后来慢慢喜欢上，现在变成了一种责任，要把女书传承好。”她说。
近年来，江永县当地高度重视女书的抢救保护工作，实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兴建女书园，不断加强对女书传人的保护和关爱，注重对女书知识产权的保护，重点加强女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宣传推广女书文化旅游，逐步开发出一系列女书工艺品。
江永县副县长蒋剑平说，在传承保护女书的过程中，江永注重利用大型节会活动和展演平台，如女书学术研讨会、上海世博会、游泳世锦赛等，积极向外界展示女书形象、宣传女书文化、推广女书作品，提高女书文化的知名度。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这一独特文字，每年暑期，江永县在女书园内举办女书培训班，吸引了全国各地和海外人士，实际参加人数远大于预期。“有华人、国外留学生，还有男性，教室里都坐不下了。”去年参加了培训班的复旦大学博士生黄依婷说，培训不只是教书写读唱，还有斗牛节、坐歌堂等场景演绎，能让大家真正融入到女书文化中。
如今，女书已成为湖湘文化独具个性的闪亮名片，其国际知名度也逐渐提高。2016年4月，在日内瓦举办的第七个联合国中文日期间，女书传人胡欣、蒲丽娟向联合国赠送女书文字作品，受到国外专家欢迎和好评。2019年9月12日，由湖南女子学院设计的女书元素旗袍亮相于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上。2024年2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2024年游泳世锦赛上，中国花样游泳队在夺冠后手持女书，向全国人民发送新春祝福。
神秘的非遗项目展现出新的活力，深山中的“野玫瑰”正绽放光彩。
去年国庆节期间，一场国际音乐旅游周活动在江永县举行。在勾蓝瑶寨景区，作曲家谭盾站在河水中央支座上，在他的指挥棒下，岸边的交响乐团倾情演奏其原创作品——《13部微电影的交响诗：女书》，母亲的歌、穿戴歌、哭嫁歌……在不同的主题下，女书文化被尽情演绎。古村肃穆，杨柳青青，悠扬的旋律在山野间回荡。
10余年前，被女书深深吸引的谭盾，开始深入江永县进行田野调查采风。他说：“我最开始看到女书的时候，对其书法结构感到极为好奇，我读不出这是什么字，也不知什么意思，但是我听见声音了，这是个很奇特的感觉。作为一个音乐家，尤其是当你小时候就有成为一个音乐巫师那样的梦想，这些符号、笔法，越看不懂，声音就越扑面而来，所以我是被声音吸引过去的。”如今，这一女书原创音乐交响乐已在34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观众数量逾100万人次。江永女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乡野村落进入国际视野，登上了世界的大舞台。
知名度不断扩大的女书，仍然面临许多待解难题。今年1月下旬，湖南省两会期间，胡欣作为湖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加强对女书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建议》，涉及女书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女书文化学术研讨和宣传，人才、资金、政策等资源倾斜力度等多个方面。这已是她连续多年为女书传承发展保护建言献策。
“女书传承保护的关键，还是要发挥其作为文字的功能，就是通过写信、对歌唱答，用女书促进彼此交流。”宫哲兵认为，近些年抢救保护女书成效明显，女书“火起来”的同时，还要真正“活起来”。
赵丽明认为，当前要正本清源，科学抢救、整理女书原生态文本，保护文化原产地的文化主权，同时要保护好女书“生长繁衍”的居民聚落环境。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尊重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共识，要让原材料“自己说话”。相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探索设立专项出版基金，系统研究“女书学”，收集整理女书歌，为女书自然传人立传等。
如今，蒲尾村女书园已成为当地文旅融合重要景点。院内生长着多棵枇杷树，春夏之交，结出的枇杷果状如乒乓球大小。胡美月告诉记者，建园时本没有枇杷树，可能是游客或慕名而来的学习者丢弃的果核，没承想一二十年过去，枇杷树已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