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缘何难觅政坛领导力
5月18日，民众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集会反对七国集团峰会
西方国家不反思其国内的政治与情感极化，无法超越情绪，民众就很难选出具备优质领导力的领导人。
文/尹继武 贾宇娴
编辑/吴美娜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言论颇具娱乐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年访问印度时声称“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会场空气因此凝固；时任英国首相特拉斯2022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提到“英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地区的主权”，其实这两个地区是俄罗斯的古老城市，等等。
这些话语令无数人瞠目，也凸显了不少政治领导人有关知识的匮乏，或许还有为博眼球的考虑。变乱交织的世界变局中，诸如此类的状况不时增添人们对西方政坛领导力的疑惑。加拿大前驻美国大使德里克·伯尼撰文指出，如今西方国家缺乏“政治家式”领导力。美国知名评论员、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斯蒂芬·金泽也曾表示，由于没有伟大的领导人，西方社会前景堪忧。
为何曾出现过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等杰出领导人的西方政坛，如今却显得面目全非，因缺乏真正的政治家而闹剧频发，甚至危机四伏？
政治家品质难觅
古往今来，人们对领导人的想象和印象有着一个共通点——掌国之舵、谋民之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近著作《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一书中指出卓越的领导人应具备三种品质：一是应有远见卓识；二是避免被情绪控制；三是应形成强烈的历史感。
反观当今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们不仅未能制止内部政治分裂，也常常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外部危机。结合基辛格等战略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原因所在。
首先，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缺乏前瞻性战略思维。他们不仅无法实现“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甚至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017年，特朗普因痛恨自由贸易“侵害”美国利益，迅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忽视了TPP承载的地缘政治功能与长期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使美国丧失了提升地区领导力的重要机遇，且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美国的失业率先降后升——由2017年的4.7%降至2019年9月的3.5%，又于2020年4月激增至14.7%。
其次，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欠缺控制情绪的能力。比如，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在一次向工会组织发表讲话时，因猛烈抨击“指责高通胀现象是由政府高额支出所引发”的声音而失态怒吼。此外，他们也难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比如，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国内反俄情绪的裹挟下，主动叫停了“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被指置德国的能源安全与地缘安全于不顾。
第三，西方国家领导人群体“外行化”趋势显著。一些领导人虽为政治家出身，却不具备称得上专业的领导知识与素质。如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英国人选择“脱欧”和乌克兰人现在的“斗争”一样，都是“为了自由”。很明显，英国“脱欧”与乌克兰难民逃离根本不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2022年平安夜走访一家流浪者收容所时，问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做生意吗？你想从事银行或者金融业吗？”流浪汉回答说：“我只想先度过这个圣诞。”很多人认为，苏纳克缺乏对底层群众的了解和共情。
观照历史，西方政坛显得“后继无人”。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一问题归根结底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僵化与痼疾。这些弊病使得民众的激进情绪能够左右政治，继而难以选举出有能力的领导人，甚至部分领导人不具备政治领导力。
激进情绪左右政治
近年来，受全球局势动荡、经济持续衰退与新冠疫情等突发性事件的交织影响，各国民众极易产生焦虑、恐慌、暴怒、冲动等负面情绪，这从美国“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中就可见一斑。
当候选人表现出狂热、冲动等非理性情绪时，容易成为选民情感投射的客体，更能吸引选民的投票。由于西方选举制度的痼疾，选民时常在缺乏对候选人政治主张充分了解的前提下进行投票，最终凭借情绪投射与情感冲突选举出自认为更合适的领导人。
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结果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美国选民的情绪投射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国中西部一些黑人与蓝领白人聚居的州，民众长期感受到被“主流社会”抛弃、呼声不被关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焦虑与愤怒情绪。特朗普常语出惊人、情绪波动甚大，这迎合了当地选民的情感需求，他们将内心不被接受、无处发泄的情感投射到了特朗普身上。
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类似，民众无法在摆脱情绪控制的基础上进行投票，是其难以选出卓越领导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政治心理学层面看，当选民受到恐惧、愤怒等极端负面情绪支配时，他们对信息的处理是一种边缘信息处理，而非理性决策，因此更容易受到那些长期“贩卖”外来威胁与焦虑的参选人或候选人的影响。
实践证明，“疯狂”的民众更容易选出“疯狂”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情绪具有高度波动性的领导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也较差，易受到自身负面情绪或国内民众情绪的裹挟。基辛格指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能够操纵环境而非被环境压垮。无数事实也表明，无法有效控制政治情绪的领导人更容易被外部环境左右，作出偏离理性的决策。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民众疑欧、排欧情绪高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未能及时疏解民众负面情绪、引领民众作出正确决策，而是被充满情绪化的民意裹挟，作出了“脱欧”这一显得有些冲动的决策。面对既定事实，很多民众随即又陷入后悔的情绪中，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
领导人不仅会受到政治情绪的影响，也会通过政治叙事激发民众的特定情绪以实现其目标。2021年拜登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表演讲时抛出了“中国在抢我们的饭碗”这一荒谬论调。他通过一系列激进言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煽动反华情绪，以树立外敌的方式提升自身支持率。这种罔顾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重大问题而一味追求自身收益的行为，进一步分散了自身领导力。
西方民主制度亟需反思
意气用事的后果往往是害人害己。当前，某些陷入恶性循环怪圈的负面情绪，正在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政坛敲响警钟。
一般而言，国家发展需要进行长期规划，远期收益经常与即时利益相冲突，领导人与民众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国家更关注短期利益。一方面，非理性、短视的领导人受自身情绪与眼界影响，难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作出规划；另一方面，即使领导人作出合理规划，也易遭受民众负面情绪裹挟，最终使远期规划不了了之。
特朗普政府在四年任期内，退出了包括《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十多个国际机制和机构，拜登则在宣誓就职后的几小时内连签17道行政令，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这种不同个性和党派领导人更替的现象，导致国家政策由于缺乏长期规划而出现反复，浪费政治资源。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制度激化了民众的负面情绪和政治情感极化现象，使选民选出优秀领导人的概率进一步下降。特朗普的继任者拜登，抑或是约翰逊的继任者特拉斯、苏纳克，目前都未较前任领导人表现出更优质的领导力。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不胜其任的领导人不仅易使本国陷入治理困境，也会令国际社会面临失序与混乱的危险。西方国家不反思其国内的政治与情感极化，无法超越情绪，民众就很难选出具备优质领导力的领导人。
（尹继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宇娴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来源：2023年6月2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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